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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花朵是春天的色，那么鸟鸣就是春天的声，有了这样的声和色，精致和生动，春天才更加丰富，万物才更加萌动。

这一点，古人认识的实在比我们更加深刻。且不说人人皆知的孟浩然的《春晓》里的“处处闻啼鸟”，善于以文入诗的韩愈在他的《送孟东野序》当中说得实在透彻：“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一下子，四季的变化不再是我们常识中的颜色变换，而是声音的更替。而春天的鸟鸣，无疑是所有的声音当中最为悦耳和迤逦的了。

早在春寒乍暖，除了那些惯于长夜过冬的麻雀、喜鹊之类的留鸟外，候鸟开始陆续飞回来。麻雀的噪噪杂杂，是早就司空见惯的。喜鹊最喜欢在清晨的时候登枝而喳，黄鹂、百灵的啼声婉转清亮，水中的野鸭则嘶鸣呷呷，白鹳的声音如鸣空竹，啄木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它披着黄褐的外衣，绕树三匝，发出咄咄的啄木的声音。等到布谷鸟在春山林荫深处，深一声浅一声“布谷”的时候，春天也就愈发弄得化不开了。

春天是鸟叫出来的。宋朝的王令有一首诗歌，“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子归就是杜鹃，他也相信春天是杜鹃叫回来的。

鸟类是艺术家和诗人最痴迷的一抹或者一道风景。

相比于孟浩然、韩愈和王令，奥杜邦、古尔德和勒·瓦扬也是古人，只不过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古人，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鸟类学家。

奥杜邦，美国人。从幼年起，奥杜邦就喜欢鸟。成年的时候，奥杜邦差不多成了宾夕法尼亚州米尔格鲁夫乡下的一名地地道道的农夫或者是樵夫。他每天穿梭在树林当中，观察着每一种鸟儿的毛羽姿态和生活习性。他是第一个发现候鸟的迁徙规律的人，也是首次在鸟类身上进行环志实验的开拓者。而一旦回到家中，奥杜邦就借着他猎获的鸟类绘制图画。正是因为痴迷于观察鸟类，奥杜邦在34岁的时候，被法院宣布破产。他只好携带画作去英国碰运气。他的运气好极了，他的《美洲鸟类》大行其道，让他声名鹊起。在奥杜邦的众多追慕者中，有一个人叫做达尔文。尽管达尔文很可能一次也没有在美国的丛林中见到过奥杜邦，但这一点也不妨碍达尔文用亲切的口吻回忆说：“奥杜邦衣服粗糙简单，黝黑的头发在衣领边披散开来，他整个人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鸟类标本。”

古尔德是英国人。这位被称为“奥杜邦之后最伟大的鸟类学家”，和奥杜邦的简居不出不同，他酷爱旅行，他的脚步总是追循着鸟类的飞行轨迹。1838年，古尔德和他的妻子一起前往澳大利亚，10年之后成就了七卷本《澳洲鸟类》的煌煌巨著。事实上，古尔德以多产著名，最负盛名的还有《欧洲鸟类》和《亚洲鸟类》。《亚洲鸟类》从创作到出版足足经历了33年。古尔德很可能并没有到亚洲做详细的考察，而是通过与当时的其他博物学家、鸟类学家的通信，根据这些材料编纂成了《亚洲鸟类》。但即使这样，他的所有著作中的接近3000幅鸟类插图仍旧无不精美，很多难得一见或者是已经灭绝的鸟类，我们仍能从他的画笔下得见其生灵之美。

勒·瓦扬是法国人。现在看来，他多多少少显得有些异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法国人到底是更喜欢鸟儿，还是更喜欢自由，还是像所有的法国人那样热爱艺术居多。几乎有40年的时间，瓦扬都在非洲广袤而荒凉土地上冒险，中间只有一次回过巴黎，而且很不走运，似乎很可能和巴尔扎克一样，因为债务或者是资产评估的原因，被捕入狱了。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勒·瓦扬才被释放出狱，这一次他来到非洲马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几乎走遍了南部非洲的每一个角落，追踪过天空中飞翔的每一种鸟儿，疲累了，就在合欢树或者其他丛棘的树荫当中休息，那些鸟儿就会落下来为他唱歌。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勒·瓦扬那样听过那么多鸟儿的歌唱，因此他更喜欢用鸟儿的“歌声”为它们命名，把它们叫作“鼓手”、“吹笛手”、“模仿者”或者“乐团”。这成为后世的一种重要鸟类命名方法。勒·瓦扬一边旅行一边写作，是鸟类学者旅行写作文体的开创者。说实话，他的鸟类插画稍微有些蹩脚，不过还好他有奥杜邦和古尔德这样的学生。

三位伟大的鸟类学家，奥杜邦是艺术家，古尔德是巨匠，而勒·瓦扬则是和他的叔公波德莱尔一样的诗人和流浪者。